明朝行政区划的基本框架
明朝的行政区划以“两京十三省”为核心，奠定了清代乃至近现代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基础。“两京”指京师（今北京）和南京（今江苏南京），均为直隶中央的特别行政区；“十三省”则是全国主要的地方行政单位，包括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、四川、湖广（今湖南、湖北）、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，这一体系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初步确立，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，形成两并立的格局，既体现了政治中心的权威，也兼顾了江南地区的经济重要性。
京师与南京：双都并立的政治格局
京师作为明朝的政治中心，永乐年间正式成为首都，辖下包括北直隶地区，涵盖今北京、天津、河北大部及山东、河南部分地区，此地不仅是皇帝居住和中央机构所在地，也是北方军事防线的核心，设有五军都督府，负责统管全国军队，南京则作为“留都”，保留着与京师相似的一套中央机构，如六部、都察院等，虽无实权，但在经济、文化上仍具有重要地位，南京应天府（今南京）是明朝初期的首都，周边南直隶地区包括今江苏、安徽、上海及江西部分地区，是全国最富庶的区域，漕运、织造业均居全国之首。
北方省份：军事防御与经济开发的结合
北方的山东、山西、河南三省隶属北直隶或邻近京师，战略地位尤为重要，山东省会济南，东临大海，西接中原，是漕运枢纽和海防重镇，辖区包括今山东大部及河北部分地区；山西省会太原，地处黄土高原东缘，是明朝九边重镇之一，承担着防御蒙古部落的重要任务；河南省会开封，虽因黄河水患在明后期地位下降，但仍是中原地区的交通要冲，农业发达，素有“中原粮仓”之称，陕西省会西安（时称奉元），是西北地区的政治中心，管辖范围包括今陕西、甘肃、宁夏及青海部分地区，设有陕西三边总督，负责统筹西北军务，是明朝对蒙古、西藏等地区经略的前沿。
南方省份：经济繁荣与文化昌盛的代表
南方省份是明朝经济的核心区域，其中浙江、江西、南直隶尤为突出，浙江省会杭州，西湖之畔鱼米之乡，丝绸、茶叶、瓷器生产全国领先，沿海宁波、温州等地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；江西省会南昌，地处赣江流域，是江南地区的粮食和瓷器生产基地，景德镇瓷器更是闻名世界；南直隶的苏州、松江（今上海）一带，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，苏州被誉为“人间天堂”，松江布匹“衣被天下”。
福建、广东两省则因沿海地理位置，成为对外贸易和海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，福建省会福州，闽南泉州、漳州是著名的“海上丝绸之路”起点，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多从这里出发；广东省会广州（时称广州府），是明朝唯一长期开放的对外贸易港口，设有市舶司，管理海外贸易，同时是连接东南亚、西亚的枢纽。
西南与边疆省份：民族融合与边疆治理
明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体现了“土流并存”的特点，即中央派流官与当地土司共同管理，四川省会成都，辖区包括今四川、重庆及贵州部分地区，境内多民族聚居，设有四川土司，管辖彝族、藏族等少数民族；广西省会桂林，是岭南地区的军事重镇，设有广西土司，管理壮族、瑶族等民族，同时也是对安南（今越南）的前沿。
云南、贵州两地在明朝逐步“改土归流”，加强中央控制，云南省会昆明，明朝平定云南后设立云南布政使司，推行屯田制度，促进了汉族与白族、彝族等民族的融合；贵州省会贵阳（时称贵州宣慰司），是明朝最晚设立的省份，因地处“西南夷”地区，战略意义重大，用于加强对川、滇、桂三省的辐射控制。
地名变迁与历史记忆
明朝地域名的演变不仅反映了行政区划的调整，更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。“湖广”之名源于元代，涵盖今湖南、湖北两地，明朝虽分设湖广布政使司，但“湖广”作为地名沿用至清初；“交趾”在明朝初期为安南国，永乐年间短暂纳入版图，设交趾布政使司，后因当地反抗而放弃，地名也随之消失，许多地名至今仍沿用，如“苏州”“杭州”“广州”等，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历史符号。
明朝的地域名体系，既是政治统治的工具，也是经济、文化、民族交融的载体，从北方的军事防线到南方的经济中心，从内地的农业区到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地，每一处地名都记录着明朝的兴衰历程，这些地名不仅是历史的坐标，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,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治理智慧与地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线索。
